历史上有一段时期，叫作“大跃进”和“人民公社化运动”。
那一时期，在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指引下，全国上下掀起了狂热的高指标竞赛。
到了最后，为了彰显自己的能耐，很多地方竟然喊出了不合逻辑的口号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。
加之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，以及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专家、停止援助，新中国一时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。
农业生产大幅减产，粮食短缺问题突出，老百姓吃不饱、穿不暖成为普遍现象。
工业生产也出现严重滑坡，许多工厂停工停产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停滞与倒退。
台湾位置处在第一岛链中段，北邻琉球，南接菲律宾，东对太平洋。全球过半商船经过附近，日本石油运输九成靠此通道。这里是亚太要道，掌控能占主动。港澳是经济窗口，台湾有防御价值。
虽然1960年9月，高层已经提出了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但由于很多人对困难形势认识不足，调整工作进展的并不顺利。
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，迎来了历史上重要的“七千人会议”。
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，我国召开了一场重要的扩大工作会议。
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、地、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，共7118人，史称“七千人大会”。
那次会议的核心目的是，总结“大跃进”以来的经验教训，统一思想，扭转国民经济困局。
排行前十股票配资1月27日下午，少奇同志作报告前，很多人以为他会按照此前准备好的4万字的稿子稳步发言。
谁知他上台后开口的第一句话，就打破了所有人的预期：“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，实事求是地说，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！”
那句直白到刺耳的话，如一声惊雷，在寂静的大会堂里炸开了。
后来少奇同志脱稿发言，将几年来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声和盘托出。
他实事求是地指出，将全国各地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全部归结为天灾是不够客观的，当时提出了“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”的著名论断。
最后少奇同志指出，“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，还要坚持，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了！”
少奇同志的一席话，像一记重锤，砸在了当时每一位管理者的内心深处。
七千人大会后，毛主席到南方视察，将国家内务和日常工作交给了少奇同志、周公、邓公、陈云等人主持。
1962年2月21日至23日，少奇同志针对经济改革发展，又召集周公等人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，史称“西楼会议”。
会议核心讨论了1962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。
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、市场紧张、物价高涨和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，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，采取果断措施，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。
会上，陈云等人均发表了重要讲话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针，深得少奇同志的肯定。
再往后，到了5月份，5月7日至11日，少奇同志在北京又召开了一场工作会议，进一步讨论经济调整问题。
也正是那次会议上，少奇同志说出了一句震撼全场的话：
“同志们，是不是以后不再调低了？让我们搞点低指标好不好？搞了这么多年高指标，我们搞一年低指标行不行？
以后计划要这样定：计划定低一点，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；按短线来平衡，不是按长线来平衡，而且要留有余地，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。
‘左’了这么多年，让我们‘右’一下吧。这个高指标的尾巴，一直还没有割掉，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。”
正是那番话，不仅是对1958年以来经济计划工作的深刻批评，也为此后制定计划明确了指导思想。
在当时“左”比“右”好、“宁左勿右”的氛围下，少奇同志敢于说出“左了这么多年，让我们右一下”，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担当！
也正是少奇同志的那番话，让诸多高层看到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性、迫切性和实际性。
会后，陈云、周公、邓公和李先念同志一起表态，支持少奇同志的经济调整和改革。
先说陈云。
陈云，是当时公认的经济工作专家，西楼会议上他曾系统分析了经济形势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法。当时少奇同志十分赞同，力荐他为财经小组组长。
刚开始陈云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脱了，少奇同志亲自到其家中面谈，多次恳请后陈云才出山，担纲了经济改革的重任。
周公，当时已经是国家总理，在经济调整中时刻配合着少奇同志。
尤其是他针对经济调整，写了一幅真切的对联，上联是“先抓吃穿用”，下联是“实现农轻重”，横批是“综合平衡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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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1962年经济调整的生动写照。
还有邓公，提出了最紧要做的两个任务：1、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；2、加强农村生产队工作。
还有李先念，此前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，得到了少奇同志“假平衡、真赤字”的批评，他深表接受，并积极配合少奇同志接下来的工作。
正是在少奇同志、陈云、周公、邓公、李先念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1962年我国经济大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：
1、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.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.6亿元。
2、国营工业企业减少18000多个。
3、1962年1月至8月，精简职工850万人，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。
4、到1965年，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，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59.9%。
如今回望历史，充满感慨，又充满欣慰。那是警示，又是希望。
少奇同志那句“左了这么多年，让我们右一下”，不仅是对高指标、瞎指挥的深刻反思，更是一位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守。
更有幸的是，得到了陈云、周公、邓公、李先念等人的支持和并肩作战，最终推动我国经济大调整，使得新中国走出了困难时刻。
现在回望港股开户，每一位先贤都是伟大的，值得我们铭记和致敬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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